彩神彩票交流群 - 互动百科

江苏：“勇挑大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前沿，在创新兴业的工厂车间，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层一线，各地区各行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坚定信心、积极作为，扎实推动经济不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今日起，本刊推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发展”专题，分享新征程上开拓奋斗的故事，感受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冬春之交，一家家企业产销两旺的火热氛围，一个个工地机器轰鸣的建设场景，汇聚成江苏大地上最暖的风景。

　　1月2日，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太仓公司二期工地上热火朝天。“7月，厂房就要竣工了！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需求。”联合汽车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身后，是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现场，工地上钢结构拼接的撞击声，吹响了春天奋进的号角。

　　2023年的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仪式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总投资916亿元的142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在苏州市域内集中开工签约或投产投用。“苏州要紧抓重要产业机遇、重大产业项目不放松，以分秒必争的冲刺状态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扛稳江苏经济发展‘压舱石’重任。”会场上，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的发言掷地有声。

　　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仪式现场的火热场景，是江苏大地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一个缩影。开拓进取，只争朝夕，8500万江苏儿女“勇挑大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展现新时代新征程实业报国、产业报国的江苏担当。

江苏中远海运特种装备制造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进行LNC罐箱生产。资料图片

　　1.敢为人先，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春江水暖。2022年岁末，江苏多个城市纷纷包机出国，带领招商团队和企业赴海外维护客户、争取订单。

　　一则则看似简短的信息，道不尽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

　　12月5日，徐州组织4家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加“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对接客商160余家，达成意向成交额260万美元；12月7日，南通64家企业参加2022日本东京亚洲纺织成衣展冬展，最终达成意向成交金额2亿元；12月9日，苏州赴欧经贸团30个招商小分队达成意向投资59.54亿美元，随行的外贸企业揽回订单约30亿元。

　　“赴海外招商引资拓市场，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项目和订单，还有继续扩大‘走出去’的强烈信心。”江苏长江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丽感受颇深。欧洲之行她的公司拿到约1500万美元订单，远超预期，其中有1/3的订单来自新客户。

　　敢为人先，是刻在江苏人骨子里的先天基因。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江苏各地在产业主赛道上彰显特色，实现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

　　地处江苏最北端的连云港，发力建设“一带一路”强支点。万吨级泊位已超70个，85条港口航线覆盖波斯湾、南非等地，串接起20条海铁联运通道及苏鲁豫皖内河港口。

　　一连串喜人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常州瞄准新能源汽车赛道，前瞻布局动力电池领域全产业链，涵盖电池材料等31个关键环节，新能源领域产值超5000亿元。扬州2022年百亿级重特大项目签约已达8个，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建市只有短短26年的宿迁，全市经济总量由最初的全国第146位跃升至第75位，成为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级市之一。

江苏无锡一家企业的电动汽车生产线。资料图片

　　2.补链强链，打造“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的产业集群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前，党的二十大代表、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周伟亮相“党代表通道”。当有记者问及：“外界一直有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作为中国利用外资比较集中的地方，昆山是否遇到了类似现象？”周伟微笑着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一家知名的光电企业，在2013年投资昆山13亿美元的基础上，新近又追加18亿美元的投资，持续增资昆山。”周伟还透露，今年8月，昆山已经提前4个月完成外资到账的全年目标任务。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普遍乏力的当下，昆山为何有如此亮眼的表现？昆山给出的答案是，“产业链优势就是最大的底气。”

　　多年来，江苏坚守实体经济，把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举全省之力打造一批“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的产业集群。

　　作为全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强市是徐州发展的核心词。卡特、徐工等龙头企业发展迅猛，利勃海尔等名企纷纷布局徐州，这里正逐步构建起完备的“主机—零部件—后道服务”全链条协作关系。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市场细分领域，是强链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2022年，围绕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确定的重点领域和50条重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江苏率先探索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

　　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的落地政策，对专精特新中的小微企业给予20％的价格抵扣，推动创新型企业厚积成势。无锡列出引进8000家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目标，在全国多地建立了30多个科创飞地，投入30多亿元建立科创载体，供人才团队拎包入住。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其中江苏占10席，涵盖软件信息、船舶、新材料、医药等重点产业。这些集群正成为驱动江苏制造由大变强的澎湃力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全景。张倩摄/光明图片

　　3.集聚资源，创新活力奔涌不息

　　在近期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上，江苏省明确支持南京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说，南京要拥抱创新经济，更加突出前沿技术创新，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

　　2022年，南京紫金山未来网络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广域确定性网络系统”。该系统能为工业、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经济社会新场景提供定制网络服务。

　　近年来，江苏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不断提升产业集群创新水平，涌现出一批国际领跑或并跑的先进技术。在问天实验舱里，35款数万只（套）关键核心元器件来自中国电科第55研究所；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上，应用了江苏多家高校院所提供的配套技术；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从足球到电力工程到基建，江苏制造元素无处不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直径约10厘米、厚度只有0.35毫米……近日，在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苏州），记者见到仅三张A4纸厚度的碳化硅晶片。“这是第三代半导体的关键核心材料之一，看着不起眼，却是个实打实的节能高手。我们正在进行联合攻关，用它为新能源汽车打造国产‘功率芯’。”江苏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院长徐科介绍。

　　创新让企业向纵深扎根，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则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2022年岁末，在江苏智建美住智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智美云工厂生产车间内，建筑模板正在快速组装成型等待发货。“2022年四季度，我们又接连收获了三笔优质订单，价值4000多万元！”企业运营总监李松歌告诉记者。

　　在企业心无旁骛抓发展的背后，一套惠企“组合拳”紧紧跟随。“当前，我们瞄准企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问题，一方面，充分释放‘退、免、减、缓、降’等各项政策叠加效应，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另一方面，积极帮助企业用好密集出台的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活水持续涌向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江阴市常务副市长王琪介绍道。

　　2022年，江苏先后出台“苏政40条”“助企纾困22条”等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临近春节，江苏各地用“真金白银”助力企业稳生产稳就业。盐城市大丰区出台激励措施，对符合条件的规上制造业企业，按企业当月参加社保职工每人500元到1000元的标准进行奖补，单个企业奖补金额封顶50万元，助力经济“开门红”。

　　创新活力在江苏大地奔涌不息。数据显示，我国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1/5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来自“江苏制造”。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江苏儿女向着“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大踏步前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5版）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